今（2017）年台灣花東海域大型鯨出沒消息頻傳，多次引發媒體大肆報導，勾起群眾到花東海域「尋鯨」熱潮。根據國際動物福利基金會（IFAW）在2009年的統計，2008年全球有119國近1300萬賞鯨遊客，其中台灣可說是近年賞鯨發展最快速的國家。
然而相對於國際間對於賞鯨行為的明文規範 [1] ，在台灣卻遲遲沒有對應的法令，規範船隻在海上從事野生動物觀察、娛樂活動時的行為；造成最直接的賞鯨衝擊現象，已反映在宜蘭海域現況:「鯨豚目擊位置的離岸距離有增加的趨勢，而當鯨豚被賞鯨船觀賞時，行為反應多半呈現中向及負向。
以飛旋海豚為例：「發現的群次數與隻數有逐年下降趨勢，且當多艘賞鯨船觀賞時，群體狀態多半出現下潛，可見此海域頻繁的賞鯨旅遊確實對鯨豚造成衝擊。」（謝嘉煌，2012）而花蓮海域雖有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長期進行鯨豚目擊基礎調查記錄，但「賞鯨衝擊」的影響仍未有進一步的研究證明，亟需投入研究資源。
鯨豚屬於保育類野生動物，台灣於1997年發展賞鯨產業迄今已整整二十年，然現行法規中卻未見針對賞鯨行為的管理法源；有關船隻與鯨豚接觸方式、停留時間、與動物間距離等規定，只停留在各個縣市業者間的「自律公約」，沒有任何罰則和有效的監督機制。雖在2003年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委託中華鯨豚協會，建立『賞鯨標章』評鑑制度，依據「賞鯨標章認證作業要點」約束賞鯨標章審核之船家，可惜在沒有法令規範及支持的情況下，仍無法對賞鯨業者起到實質的助益或規範。
事實上，國內學界針對賞鯨行為對環境的衝擊與影響相關論文數十篇，從國內外的文獻都有提到︰賞鯨衝擊對生態的影響包括賞鯨船隻的燃料汙染、賞鯨遊客隨意丟棄的垃圾、過度開發敏感的沿海地帶，干擾鯨豚與其他野生動物生態，造成短期或長期的影響 [2] 。
但多年來，政府不但未投入相關研究資源，提出賞鯨業的整體環境影響評估，更沒有明確的法令政策來規範賞鯨行為，已足以令人詬病；而近年各縣市政府為發展觀光，在鯨豚資源量和觀光行為影響不明的現況下，無依據地向中央爭取開放娛樂漁船席位數，加及2016年行政院核定「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在大肆推動遊艇開放政策前卻未有遊艇海上行為之相關規範，未來對海上野生動物生態可能造成的衝擊與影響，令本會十分憂心。
綜上所述，本會提出三點訴求︰
1. 召開跨部會專案檢討會議：賞鯨事業管理涉及層級廣泛，從中央到地方橫跨交通部觀光局、航政單位、農委會漁業署與保育科、海巡署等相關機構。各單位僅能就其相關業務進行政策與規劃管理，無法有效的整合市場運作的問題。在國家海洋事務專責機構尚未成立前，應盡速召開跨部會的專案檢討會議，邀集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就現行賞鯨業及遊艇開放觀光政策的影響進行評估討論，以現有調查資料統計之生態熱點進行區域性的開放限制與管理。
2. 修訂賞鯨規範：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現有的賞鯨規章進行全面性檢討與修訂，擬定生態資源衝擊評估和總量管制策略，並檢訂公告相關法令罰責，以落實賞鯨規範之執法。又，基於預警原則，在上述工作未完成，前應暫時保留各縣市政府娛樂漁船及遊艇業船席數之開放。
3. 投注研究資源：中央及地方政府應正視產業發展與生態衝擊兩者之間的問題，在推動觀光政策前先投注足夠的研究資源，與學界、民間團體或社區民眾合作，除了分析各區賞鯨規模影響鯨豚分布、社群結構及生存率之現況，以評估船隻容許量之外，並進行全台野外鯨豚族群現況與威脅的資源盤點與普查，落實長期野外族群生態監測與管理。
台灣東部海域豐富的鯨豚資源，是國家發展觀光、產業轉型的重要條件，本會支持國家海洋休閒遊憩政策的鬆綁與開放，發展海洋觀光事業－－但前提是需有紮實且長期的基礎調查研究做為施政的依據，並制定相關的政策規範，以保生態資源的永續。本會再次呼籲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正視資源調查及賞鯨衝擊問題，並盡速回應上述三點訴求！
備註
[1] 如國際動物福利基金會於2008年擬定太平洋諸國的賞鯨規範、國際海洋與大氣管理局於2009年擬定的北美賞鯨規範，及美國、阿根廷、加拿大、冰島與紐西蘭等各國對賞鯨行為均有明文規範。
[2] Arcangeli and Crosti(2009)指出有研究記錄到賞鯨船出現對小型鯨類的短期活動改變包括下潛時間、游泳速度、換氣比率、發聲率和覓食等行為的改變，長期衝擊包括繁殖率、族群數量與地理位置的改變。本會解說員何承璋的研究論文《花蓮海域鯨豚的時空分布之研究》中，以本會1998-2008這十年間所做的野外鯨豚觀察記錄統計分析之後，也提出警告:「不能否認船隻與鯨目動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累積，最後導致更不利的影響…最後賞鯨船所帶來的壓力結果，可能就會表現在族群的繁殖力上（Bejder, 2005），導致族群量是否下降，是值得密切注意的。」
